包达三，浙江宁波人。1884年4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因家庭贫苦，在宁波、上海、南通工厂商店当学徒，满师后任职员、经理。1908年考取公费生留学日本，先学商科后攻读法律。在日本读书时，他与蒋介石、周佛海、张群、傅筱庵等10位同学结为“金兰十兄弟”。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包达三中断学业，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秘密回国，参加敢死队，攻打清军据点上海江南制造局和杭州浙江巡抚衙门，在战斗中负伤。在袁世凯称帝复辟时，包达三又参加伐袁运动，失败后遭通缉避居日本。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包达三参加改组，成为首批党员，并任留日支部部长。

　　革命道路崎岖曲折

　　同盟会与光复会发生内讧，互相争权夺利发展到互相暗杀，蒋介石是幕后黑手。包达三做了工作但未能改变现状，内心十分痛苦，于是决心回国经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

　　包达三有经商头脑和魄力，他在日本学的商科，并得到第二任妻子、富商之女王文宁的资金支持。在河南开封创办蛋粉厂，内销并出口，第一年就获利颇丰，接着又成立黄海渔业公司，购置数十艘海轮出海捕鱼，大获成功。他在苏北购置千亩盐田，从事盐业，在上海办了药厂和化学公司。包达三的雄心壮志并不限于此，他还与盛丕华等合作创办全国首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常务理事。为实现孙中山《建国方略》设想，他在上海江湾开辟引翔港，建设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他斥巨资营建跑马厅、开办地产公司、收购大批旧房产，建设新居民住宅区，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资本家，并出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成为当时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上海工商巨子”。

　　包达三回上海后，原想与日本相识的“十兄弟”切断联系，因为道不同，只能分道扬镳。殊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设法找上门来。1927年，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抵达上海，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债券充作经费，遭到工商界人士反对。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倚仗权势指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桴向包达三勒索银圆10万元。名义上是借款，实际上是敲诈。蒋介石认为包达三经商赚了不少钱，肯定会拿去支持共产党。10万银圆是很大的数目，几乎是包达三一生的积蓄。在荷枪实弹的强迫下，包达三只得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交给了蒋介石。1937年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成立特别市政府，傅筱庵任伪市长。傅筱庵以同学关系，请包达三出任市政府实业部长，被包严正拒绝；但傅筱庵仍纠缠不清，一次又一次派人来说：“日本人很看重你的才干”“你如果这个职务不满意，还有其他职务可供选择”等。包不愿当汉奸，不为所动，但包达三也清楚傅筱庵绝不会就此罢休，必然会设法加害自己。于是包达三只得辞去对外一切职务，隐姓埋名搬了家，自己寄住在友人家中，生活困难时以变卖古董维持生活，直至得知傅筱庵被人刺杀后，才回家团聚。经过这两次打击后，包达三心中愤愤不平，感到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新中国成立前与周恩来的四次会晤

　　包达三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得到周恩来的关怀指引帮助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先后有四次重要会晤。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躲避敌人追杀，周恩来化名“伍豪”，曾住过包家，包达三为其作掩护。一天晚上，周恩来准备外出参加一个秘密会议，突然响起一阵急促敲门声。包达三认为此时来客绝非善类，他连忙设法秘密将周恩来从后门送走。过了一会特务又来敲门搜查，包达三站出来对特务说：“我也是上海有名望的人，你们不能随便到我家搜查。”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印有工部局督察长的名片，表示要见督察长，特务见状连连说“对不起”，灰溜溜地离开了。周恩来经常对包达三讲述为国为民之事，并要包达三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为共产党做点事，包达三一直牢记在心。

　　包达三家住上海五原路大通别墅，抗战胜利后，马叙伦、马寅初、胡子婴从重庆抵达上海时住在包家，郭沫若、陈叔通也常光临，这里成了民主人士之家。中共驻沪办事处与包家毗邻，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等常来这里会见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与美帝勾结阴谋，指明中国革命光明前途，大家深受鼓舞。包达三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睿智气度、人格魅力十分钦佩。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前景燃起了信心，决心要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与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

　　包达三在进步人士影响下，于1946年2月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即，民建、民进等53个政团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请愿团成员由各界推荐，马叙伦、雷洁琼、盛丕华、胡厥文（因故未能成行）、蒉延芳、包达三、张炯伯、阎宝航、吴耀宗和两位学生代表组成。临行前包达三收到内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他对家人说，我此去凶多吉少，可能回不了家。家人劝他是否可以不去，包达三表示为呼吁和平赴汤蹈火也要去，因为我是大家公推的代表。出发的一天，上海组织5万民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当请愿团乘坐的列车到达镇江车站时，一群特务打扮成“苏北难民”上车阻挠，致使列车滞留两个多小时。下午7时终于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一批预先埋伏在这里的特务竟把代表团成员围住，大打出手。代表们携带的文件和财物被抢，马叙伦（团长）的头上被打了几个大包，左眼和鼻子都被打青了，肚子上被重重踹了一脚；雷洁琼被打手拉扯头发，头部受了伤，衣服也被撕破，左肩上流出了鲜血；阎宝航多处受伤，伤势较重；包达三的肩部、头部都受了伤……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连夜赶到中央医院慰问，送去水果和点心，邓颖超帮助雷洁琼换去了身上的血衣，周恩来对大家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并叮嘱大家好好休息治疗。中共代表的热情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这是包达三与周恩来的第三次会晤。次日，包达三忍着伤痛，抱病出席记者招待会，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罪行，要求严惩凶手。25日晚，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设宴招待请愿团。7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请愿团代表，电文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包达三为呼吁和平，反遭一顿毒打，使他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

　　1947年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捏造事实，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组织为‘非法团体’”。民建不能公开活动了，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民建总会将民建在沪理监事和民建会员编为若干小组，在中共地下党指导下，采用聚餐、茶会等方式开展秘密活动。地点选择在盛丕华开设的红棉酒家、上元公司，和胡厥文、包达三、王艮仲等人的住所。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换情况、沟通信息和商讨工作。包达三既要负责大家的安全，做好接待工作，又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特务横行的年代，这样做是要有革命勇气的。

　　包达三与周恩来第四次会晤是在北平。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推派代表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包达三和黄炎培、盛丕华、俞寰澄等人一起，从香港乘船辗转华北于1949年3月23日抵达北平。因身体不适，包达三未到东北考察参观，在北平休息，周恩来闻讯后前来看望，并设宴招待。包达三的女儿包启亚一同参加，两家人见面亲密无间。席间，端上一只烤鸭，周恩来说：“今天，我请你们吃饭，还宝宝（包启亚的爱称）的一只鸡。”原来是新中国成立前一次周恩来在包家吃饭，端上来一只鸡，包达三随口说：“这只鸡是宝宝养大的。”周恩来当时风趣地对包启亚说：“好，今天吃你的一只鸡，以后还你一只。”包启亚想不到周恩来日理万机，还记得几年前说的一句话，感动不已。邓颖超十分喜欢包启亚，见面时说：“想不到，宝宝长得这么高了。”随即拿出两张她和周恩来的合影，在照片后面分别写上“赠宝宝”“赠小友启亚”并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包启亚。这两张照片十分珍贵，包启亚一直珍藏在身。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问起包达三身体情况、生活情况以及今后工作打算。包达三对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十分感谢，他表示“我老了”，周恩来说：“你不老，还可以工作。”拟请包达三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被包达三婉言谢绝了，说：“我做一个老百姓好了，做不做官无所谓，一样为人民服务。”包达三的子女说，父亲说的是真心话，他一生都在矛盾和紧张情况下度过的，晚年只想过清闲的生活。

　　包达三根据当年周恩来的嘱托，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将多年积蓄，一次次捐献给革命事业。曾一次卖掉40多亩地产（折合200多两黄金）作为革命活动经费；他资助革命青年、进步教授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新四军采购急需的医药物品等物资；赞助宋庆龄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会。包达三的次子包启环是国民党航空公司飞行员，利用飞行员随带物品可免检的有利条件，经常携带宣传品及紧缺物资带到西安、重庆、昆明等地。据包启环回忆，这是很危险的行为，一旦查获是要杀头的，但他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包达三生活简朴，平时穿的是对襟大褂，好的衣服舍不得穿，只有开会迎客时才穿。家人为他增添新衣，都被他拒绝。平日里以素食为主，唯一的爱好就是吃肉汤圆，或到书场听评弹。包达三没有把家产留给子女而捐献给国家，认为将财产留给子女会害他们成为寄生虫。他对子女说：“我留给你们最大财富是教育，希望你们长大成才。”

　　“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1949年9月，包达三应邀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并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与《共同纲领》等国家大事的协商，光荣地应邀出席10月1日开国大典。在登上天安门这一刻，包达三激动地说：“我的最大愿望实现了，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包达三一生饱经沧桑，终于见到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苦难，书写新的历史。

　　包达三在北平还应邀参加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召开、由毛泽东主持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毛泽东诚挚地希望民建在迎接上海解放和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积极发挥作用。包达三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顾问，市长陈毅对他说：“你们是先头部队，今后上海工商界的工作就由你们来做。”包达三为稳定人心，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包达三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郊区土地改革副主任委员等职务。1951年，根据他的意愿，包达三回到了家乡浙江，先后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民建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浙江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

　　尽管包达三体弱又公务繁忙，但他还是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即使在病中，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和省政府的工作。1957年4月，包达三不幸因心脏病突发救治无效在杭州病逝。

　　包达三热爱祖国、追求光明，为爱国奋斗了一生。他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民主革命的英勇战士，又是我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家的优秀代表。

　　是什么改变了包达三的人生轨迹？是信仰的力量。包达三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51年7月1日，他在浙江日报上发表题为《胜利的三十年》一文中说，“所有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的英明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从自身的经验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

　　包达三坚信中国共产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说：“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包达三在旧社会目睹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日子不好过。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包达三积极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主动接受改造。如土地改革，他著文称，“土改不仅使广大农民获得解放，并把他们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从而扩大巩固了工农联盟的雄厚基础，并使广大农村成为工商业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销售市场。”在土改中，包达三把他经营的上海信义房地产公司95亩田全部捐献给国家，并在捐献前缴清了农业税。他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号召工商界“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每个人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巩固国防，支持英勇的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并带头捐献了一架飞机。在对资改造中，他带头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全部交给了国家，经常教育工商界人士要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多作贡献。

　　周恩来对包达三捐献家产支持革命事业的情况是了解的，多次致电询问他的生活有没有困难。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包达三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对我们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有些人不理解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其实包达三并不想图什么，他认为只有国家好了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的捐献是表达他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对党和人民的一份爱。

　　（作者程炜系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原主委，文章刊登于《团结报》2023年2月16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