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子女，却引导、资助、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邓颖超

　　罗叔章（1899—1992），湖南岳阳人，19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由邓颖超推荐，任湖北均县保育院（保育总会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负责500余名难童内迁重庆。1939年，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工商界和上层妇女抗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劳动部、食品工业部等副部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红色湘女”革命路

　　罗叔章1899年12月21日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人称“红色湘女”。1914年，入岳阳洞庭女校学习，品学兼优。一年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长沙，罗叔章接触了进步思想，参加长沙学生举行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激发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1919年秋，罗叔章去安徽滁县县立女子学校任教，接受“五四运动”掀起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激励政治上要求进步。她经常和校内倾向进步的教师一起阅读《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讨论国家大事。当时，她利用假期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由陶行知、黄炎培创办的暑期教师讲习班学习。1923年，由黄炎培介绍，罗叔章漂洋过海，去南洋荷属东印度的婆罗洲（即现印尼加里曼丹岛）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教书。1928年返沪，在暨南大学学习，1931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

　　19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理事。1936年11月，参加营救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君子”。1937年8月，参加慰问抗战将士等活动。

　　1938年5月，与邓颖超等参加由宋美龄和各党派上层妇女组成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参与负责该会的文化事业组的工作，分工主办女工识字班。

　　1938年5月，由邓颖超推荐，任湖北均县保育院院长，负责500余名难童内迁重庆。 1939年，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工商界和上层妇女抗日统战工作。1942年2月，创办重庆制药厂。

　　抗战胜利后，先后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和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劳动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临危受命保育院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推选出理事56人，选举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并在全国各地成立20多个分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隶属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1938年5月改隶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一个民间性质的以救济、教育难童为宗旨的团体。抗战爆发后，全国先后共设立53所儿童保育院，抢救保育了3万多名儿童。

　　为切实担负抢救收养教育难童的工作，保育总会与各地分会选拔与抽调了大批富有爱国心、责任心的女青年充实到各地保育院，担任领导与保育工作。

　　1938年5月，战火烧到武汉，中共南方局妇委会书记、保育会常务理事邓颖超指派南方局地下党员罗叔章，以南洋商人公开身份，赴湖北接任战时儿童均县保育院院长，担负起抚养500名难童遗孤的重任。

　　临行前，邓颖超嘱托:“叔章，总会派你去解救那些孩子，他们是民族的未来，革命的后代。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谁也不愿意去干的事，但责任心不强的人，我们又不敢让她去……我们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选定了你！”

　　为了邓大姐的嘱托和孩子们，罗叔章穿过200公里的无人区，经历被土匪劫持等艰难险阻，抵达已是战场前沿的均县。

　　罗叔章到均县保育院后，一双双渴望的目光都投向了她。这些素未谋面的孩子们向她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这些幼小的孩子凭什么经受这般折磨？罗叔章忍住心中的酸楚。均县保育院所在地是一所道观，因为极为偏僻荒凉，所以才躲过了日本飞机的一次次轰炸。罗叔章冲破艰难险阻，担负起了守护500多名孩子的重任。

　　“孩子们，我们唱首歌吧！”罗叔章领着孩子们高声唱起了保育院的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

　　为了尽快建立生活秩序，罗叔章将大点的孩子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修理破烂房舍，改造环境。上课没有笔、墨、纸，就地取材，就用破瓦片与竹根代笔，以沙滩作纸，或用碑石代替黑板，瓦片作粉笔，练习写字。没有教材，就油印报纸、杂志上的进步文章替代。

　　抗战内迁到重庆

　　1939年4月，日军开始向鄂西北进攻，战火日益迫近均县。接保育总会通知，均县保育院西撤迁至重庆。4月4日，罗叔章率领500多个保育生。昼夜兼程到达宜昌，在宜昌候船时，遭日机轰炸，一些保育生不幸罹难。

　　难童们站在街头，一位难童悲愤地唱起了歌曲《松花江上》，向罹难的小伙伴告别。那悲壮哀婉的歌声，激起了路过军民的无限同情与怜悯，纷纷向难童们塞来各种纸币、铜板。罗叔章叫人拿着人们捐来的钱，买来馒头、锅盔、大饼、油条，难童们和着泪水吞进肚子里。

　　均县保育院迁往重庆，必须要从均县赶到500公里之外的宜昌，才能坐船溯长江而上，但中途有100多公里是敌我双方的争夺地带。在第五战区官兵中途的保护下，4月22日，罗叔章带着孩子们昼夜兼程，到达500公里外的宜昌。再转船600多公里溯长江而上。

　　穿急流，过险滩，在川江航道上漂泊了十天，5月2日，罗叔章携孩子们安全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宋美龄听说罗叔章带领均县保育院的师生安全到达，便迎了出来，对罗叔章赞不绝口。

　　天府之国，红岩文化在“天府”。保育院内迁在现华蓥山脉北碚区天府镇大田坎刘家院子（当时属江北县），改名保育总会直属第一保育院。

　　为了抚养好难童，罗叔章召集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商量，联系上了爱国知识分子孟宪章。孟宪章知道了保育院孩子的处境后，动员附近乡镇的妇女放下家务，自带干粮来到保育院，一针一线、夜以继日地为孩子们缝制衣被，让孩子们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盖上了暖和的棉被。

　　保育院只有一名叫张修华的女医生，但这里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得了各种疾病，即便她日夜操劳，疾病仍在蔓延。罗叔章见状，便通过当地绅士请来老中医，与张修华一道治好了许多孩子的病。当时，不少孩子患有疥疮。因为缺医少药，罗叔章打听到一个偏方，弄来了一批猪大肠和红枣，熬了两大锅，每个孩子分一勺，同时用熬制好的猪油搅和研成粉末的硫磺，外敷于患处。不久，孩子们的病都治愈了。为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罗叔章每天早晨坐船20里，到码头批发廉价的小鱼虾。

　　罗叔章不仅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也注重孩子们的发展。当时，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来到保育院选拔有特长的学生，罗叔章积极推荐学生报名。她告诉孩子们，学到本事才能报国救国。我国当代音乐界的大师杜鸣心、陈贻鑫、张仁富、金钟鸣就是来自均县保育院。

　　罗叔章爱难童如子，出色的工作深受孩子们爱戴，亲称“罗妈妈！”10月，在全国保育院院长会上，宋美龄夸奖罗叔章呕心沥血为难童，值得称赞！

　　“我们保育院从均县转移到了重庆白庙子。除了坚持文化学习外，罗妈妈还组织我们打草鞋、搞生产自救。课外活动也很丰富，办墙报、唱抗战歌曲、演文艺节目。也许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的任虹、张水华等先生到我们这儿来招生，一批就录取了几十人。离开保育院前，我们每人还发了一套新的蓝衣服。”难童文炜后来撰文《是您救了我们，罗妈妈》。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烽火岁月里，罗叔章用自己伟大的母爱和顽强的毅力，使难童们免遭战火的荼毒，保护了民族的希望。